?看到我的這個題目，可能會有人提出質疑，新《礦產資源法》與國有地勘事業單位改革有什么關系？你作為全國唯一一家完全徹底全面轉企的國有地勘隊伍員工，在四處抓救命稻草吧？別急，聽我慢慢道來。

有句不太雅的俗話，但話粗理不粗?！耙粋€爹養得起十個兒子，可十個兒子養不起一個爹”。中國礦山企業的從業人數有多少，中國地勘單位的從業人數有多少？曾幾何時，中國地礦的格局是百局千隊、十萬礦山。當下不用查閱權威的統計數據，僅憑估算即可得出結論，兩大群體的差距至少是10倍以上吧？礦山企業所依托的礦產資源從何處來？如果地勘單位遭遇生存與發展的困難，上游要求下游反哺，難道這種要求過分嗎？

那么有人會問，轉企的地勘事業單位難道自己不能生存發展嗎？筆者在2019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國探礦者年會（北京）上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：“改革可以摸著石頭過河，但不能摸著石頭過海，你們現在讓我們摸著石頭過太平洋”。為什么這么說，我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，古今中外，可否找到第二家像遼寧省地礦集團那樣的企業組織框架？如果這家企業的事業單位經費停撥，您讓他們憑借少許的資本金去找礦，能否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？對此，我們不能僅作“政治經濟學”的論證，起碼也得作點“技術經濟學”的論證吧？

生產力決定生產關。地質找礦生產力所固有的客觀特征是高風險、長周期。高風險的產業活動比比皆是，甚至說哪個產業的投資都有風險。地質找礦5%-1%的成功率也并非絕無僅有。但我要說的是，那些產業的成功與失敗在短時期內即可看到結果。項目一旦失敗，企業可以從頭再來?？傻刭|找礦的周期越來越長，一個地質隊甚至一個地質局，找到一個大礦、好礦的時間起碼平均十年。十年找一個礦，前年九年怎么活？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礦，十年之內開不成或賣不出，又得這么活？因此，全世界范圍內的地質找礦企業組織只有三種類型。其中前兩種是基于市場經濟體制；后一種是基于計劃經濟體制。

第一種是初級勘查企業。這類公司依靠個人私募或銷售股票等籌集資金，企業的現金流大都為負值，但資產卻有高增長性。他的突出特點是成本低、機制活，適應地質找礦需要多元化發散思維的特征。因此在草根勘查階段，這種企業組織極具競爭力。也曾經創造過諸多的奇跡，留下諸多的佳話。

第二種是大型礦業公司。在大型礦山企業的內部，設有依托企業的“事業部”。盡管他們也從事獨自的勘查投資，但主要精力還是關注全球數以千計的初級勘查公司，收購他們的階段性成果；或與他們形成戰略聯盟。政府也給予礦業公司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，例如勘查投資可以用來扣減應納的所得稅等等。

第三種是地勘事業單位。在上個世紀中期，以蘇聯、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均采用這種特有的管理模式。國家提供地勘隊伍的所有單位開支、找礦投資。成果無償上繳，投空全部核銷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地勘事業費即是國家對地勘行業的一種政策性補貼。這種模式也曾經創造過耀眼的輝煌，但其可持續發展的周期一般難以超過30年。

正因為第三種模式難以維系，所以我們必須進行地勘事業單位改革，并且被逼走上了“一業為主、多種經營”的發展道路。在非地勘行業，這支隊伍憑借打工的辛苦，不但暫時穩定住了隊伍，更在一定的程度實現了對地勘主業的反哺，但卻始終未能建立起穩定的產業。因為他們方向選錯了。近在咫尺的礦業，卻成為他們無法逾越的鴻溝?？辈殚_發一體化、探采工貿一條龍喊了幾十年，有幾個局、幾個隊成功了。如果少數不成功，可歸因于他們學藝不精，甚至心術不正；但95%都不成功，那么政策、法律的責任恐怕就不可推卸了吧？

或許還會有人說，靠市場調節不行嗎？非得依靠政府、依靠礦業嗎？我的回答是：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是對這個行業的客觀規律不甚了解。有的專業，例如所謂的互聯網等高科技產業，一個剛剛畢業的本、碩、博學生，在很短的時間即可以獨當一面。而在地質找礦領域，一名院校出來的學生，如果一年不出半年野外，如果不能堅持十年以上，這名地質隊員是出不了“道”的！地質工作不但需要知識傳承、技術傳承、資料傳承，還需要作風傳承、文化傳承。一個地質隊散了，沒有十年的時間組織不起來。而礦業市場的周期也平均十年。高峰期時1個人干3個人的活；低谷期時3個人干1個人的活。國家不去養，礦業不去養，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你去哪里找人??？

對此筆者再次呼吁：在新《礦產資源法》中，將地質礦產勘查市場主體的內容作為一個獨立的章節，對這支隊伍提出必要的保護要求。為什么？因為地勘行業管理部門也曾經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所在，認為屬地化了、企業化了，生存發展是你們自己的事。行業管理工作是否需要“以人為本”？如果不需要，你能夠拿出政策依據、法律依據嗎？如果需要，除了在新《礦產資源法》中予以闡述，還有其他別的什么辦法嗎？